天津日报记者 胡智伟 实习生 张晋溪 文/摄
城市“停车难”是一道民生难题。为解开这道难题，天津市各职能部门通过挖掘边角地块、优化道路泊位、建设立体停车场等方式持续增加停车泊位。但仍有不少市民提出疑问：“明明车位越建越多，为何还是一位难求？”
免费泊位遭圈占
12月中旬，记者来到南开区通园路探访。这条路不宽，但商业发达，道路两侧有不少餐馆。路东侧施划有40多个公共泊位，其中半数被废旧三轮车、电动自行车和堆叠的水果箱等占据。
记者在现场观察了半小时，先后有5位车主驾车前来，最终寻位未果离开。其中一位车主因尝试挪开占位的锥筒，还和附近餐馆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。“这些泊位明明是公共的，怎么就成了商户私产？”市民李先生吐槽说，他就住在路旁的临园里小区，每天下班都要花好长时间找车位，而眼前这些被占的泊位本可以缓解停车压力。
与通园路一样，南开区岳湖道、河北区华光路、北辰区爱贤道上也有类似情况。记者经多日走访发现，当满足“非主干道路”“不收费”“路两侧有经营性商户或老旧社区”这几个条件时，公共泊位被占用率最高。商户多以“保障经营”为由圈占门前泊位，部分居民则用破旧自行车、杂物将公共泊位“私有化”，形成“谁先占谁先用”的潜规则。这些泊位虽有人使用，却仅服务于少数人，大多数车主只能“望位兴叹”。
精细管理待加强
据公安交管部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天津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480万辆，停车泊位总数约297万个，按天津市城市停车规划规范1:1.2的泊位需求标准，存在280余万个泊位缺口。一面是泊位缺口大，一面是大量免费公共泊位被占，这一难题该如何化解？
记者采访中了解到，目前南开区现有路边停车泊位14000个，其中有4300个纳入智慧停车管理，剩余泊位为免费公共泊位，其纳管率仅约30%。其他各区情况大同小异，比如河北区路边停车泊位的纳管率高一些，但也仅有50%。
免费公共泊位虽有“免费”“先到先停”的好处，却也面临“随意占用”“管理困难”的问题。据南开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停车事务部工作人员介绍，支路车流量比主干道路小，公共泊位的管理成本投入大于停车费收入，导致一些运营公司不愿接手支路上的泊位管理。对公共泊位的监管也存在难点，各区城市管理部门和泊位运营公司无处罚权，只能劝导，需依赖交管部门治理。
天津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中明确，私占公共泊位可处200元以上、1000元以下罚款。南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交警告诉记者，治理私占公共泊位存在“取证难、反弹快”问题。在日常执法中，他们通常会联合街道办执法队共同处理：执法队清杂物，交警通知“僵尸车”挪车。但在此过程中，大量占位杂物无人认领，找不到当事人自然也就无法追责。而且由于警力有限，往往他们离开没多久，新的杂物又会出现在泊位上，形成“清理—反弹—再清理”的拉锯战。
多策并举破解“重划轻管”
针对公共泊位“供需失衡”与“闲置浪费”并存的问题，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崔宝琛认为，应该多策并举破解“重划轻管”困局。
首先，推动“规划管理一体化”。在增加泊位供给时，特别是次干路、支路上的泊位，应提前明确管理主体，避免陷入“管理真空”。
其次，应明确公共泊位的公共资源属性，细化现有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，清晰界定“合理使用”与“私占滥用”的边界，将商户“门前占位”“居民长期占位”等行为明确纳入违规范畴，为执法提供清晰依据。同时，以技术赋能加日常巡查实现“精准监管”，对私占行为先以社区劝导为主，屡教不改则由执法部门介入，形成“劝导—警告—罚款—纳入征信记录”的阶梯惩戒模式，增加违规成本。加强宣传引导，普及公共泊位共享理念，鼓励市民“随手拍”举报违规占位行为，凝聚共治合力。
此外，可由街道牵头，组织商户、居民等受益人群成立“停车共治委员会”，通过民主协商制定辖区内公共泊位的停车公约，引入社区志愿者进行日常疏导和监督，将外部管理压力转化为内部自治活力。
记者手记
走访中，“车主绕圈找位”与“公共泊位被占”并存的场景令人深思。停车难不仅是数量问题，更是管理问题。
商户的“无奈”、居民的“焦虑”与执法的“困境”，折射出泊位治理的复杂性。解题不能只靠增加泊位，更需提升管理效能——明确权责、完善执法、技术赋能、推动共治，缺一不可。
停车事小，却关乎市民幸福感。公共泊位真正“流动”起来，公共资源不被私占，停车难才能切实缓解。这既需要制度设计与执行力度，也离不开每位市民的公共意识与自觉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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